闽南茶俗和紫砂壶 2018-06-18

一　　中国人对茶的认识，传说起源于神农，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发端于汉代，司马相如、杨雄等文人开始倡导饮茶。
到了两晋时期，茶文化开始登堂入室，魏晋时期，正逢天下混乱，群雄纷起，文人学子无以匡世，遂产生避世思想，大兴清淡之风，高谈阔论，多兴饮宴，当然，真正可以终日豪酒不醉的毕竟是少数人，更多的人选择了饮茶，同时，一些有见识的政治家不满当时的奢侈之风，最早提出了“以茶养廉”的口号。
自此之后，茶已经渗透到每一种文化思想领域之中了，政治家饮茶，以塑造自身的形象，文人饮茶，以引发艺术创作的思维，佛家把茶当作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道家将饮茶作为身心与大自然交溶的手段，饮茶又与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一拍就合，结下永世之好。
　　历朝历代，似乎没有一个政治家、一个统治者对茶存有微词，而总是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不断扶植，推广。
唐代开始出现了贡茶，说明了宫廷在大力推广饮茶，也正因为这样，产生了茶圣陆羽，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本理论。
宋代更是大力提倡饮茶，当时朝野之间盛行的斗茶之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道风景线。
在文化史上知名的文人和政治家，几乎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饮茶的普及已经上及天子，下至平头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了。
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为了减轻茶农的负担，下诏废止团茶，改贡叶茶，延续至今的饮茶方式出现了。
　　饮茶法从煮茶、点茶到泡茶，茶叶也经历了粉茶、饼茶、团茶、叶茶等过程，一千多年来，茶文化的不断深入、改革、更新，每一次饮茶方式的改变，都是对新茶具的一次呼唤，唐代出土于长沙窑的各种水注，宋代建阳窑的黑釉盏，都与同时期的饮茶方式相适应。
明代流行叶茶冲泡法，不久以后，紫砂壶也就出现了。
　　饮茶方式和茶制品用了几个朝代的时间共同追求最佳的形式，茶具也花费了几个朝代的时间，三方面的互动，终于找到了紫砂壶。
二　　紫砂泥与茶的邂逅，出现了紫砂壶，但这一特殊魅力艺术品，充满了生命的躁动，并没有和茶叶从一而终，在短暂的亲密接触以后，人们很快发现泡茶远远不能体现紫砂的全部价值。
　　开始的紫砂壶是专门为泡茶而制作的。
但是饮茶习俗是多元的，茶壶不可能迎合各种饮茶方式，也不可能和某种饮茶方式绑得很紧，毕竟没有某种法律的要求紫砂壶只能作为茶具。
紫砂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属于自己的路。
　　一般认为。
紫砂壶泡茶，有1、泡茶不失原味；2、壶体能吸收茶的香气，壶能保存余香；3、传热慢，易保温、不烫手；4、使用的时间越长，器身就越光亮；５、冷热急变性好，不会爆裂。
这些特征经过历代茶人的体会总结，是可信的，但这绝不是紫砂壶被看好的全部原因。
　　鉴赏家们对一把壶的评判的依据通常是壶的造型、胎质、制作工艺、款识铭刻。
紫砂陶特殊的色泽，质感，可塑性等方面的属性，为匠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造型艺术才华的平台。
而艺术才华主要表现在造型的设计，制作工艺上，当然也包括了泥料的采挖、选择、加工和烧造这些可能无须名师们亲自出手的程序。
宜兴的工艺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绝非是他或她拥有了别人所没有的泥料。
　　供春、时大彬等是制壶的好手，但也未必是品茶的高手。
所以供春的作品树瘿壶，如果是可信的话，就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紫砂壶了，但这件作品其实并不是一件纯粹的、合理的茶壶，其中如表面凹凸不平，极容易藏污纳垢，沾在壶面上的茶末，没有完全清洗干净，有时也会发霉，产生异味，既影响茶水的质量，也不卫生。
所以这件最早的紫砂壶的本质应当是具有茶壶特征的紫砂陶艺术品。
　　供春的树瘿壶充分注意到紫砂泥特殊的外在特征，以艺术的手法强调了这一特征。
　　时大彬也不是一个单纯做茶壶的工匠，他的作品目前所见已有多件，有三足履鼎足、六方壶、圆壶等多种形式，但没有一件是相似的，虽然都是茶壶，但没有一件是老老实实的，单纯的茶壶。
　　《阳羡名陶录》记载：时大彬“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继儒、王时敏等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
”，这一段话也可以写成：时大彬因为听到陈、王关于茶的议论，才发现自己原来所做的大壶并不适合用来泡茶，于是改作适合于泡茶的小壶。
　　供春不是作紫砂壶的第一人，前面还有金沙寺僧，金沙寺僧作的壶、据吴骞记载的有“规而圆之”，应当是一般意义的圆壶，他的壶式不传的原因，有论者称是因为无款识，其实“尝以指罗纹为标识”也是一种款识，可能也是因为太像茶壶了。
比时大彬稍早的工匠，元畅、时鹏、董翰、赵良的作品或擅提梁，或擅菱花，均“多古拙”。
此后只有与时大彬基本同时代的李茂林做起了小壶，因被称为小壶鼻祖。
　　紫砂壶的主流作品不应属当然的茶具，而是一种可以作为茶具的陶工艺品。
时大彬的早期作品一类属于侧重于艺术观赏价值的，后期的创作才顾及到适合作为茶具的作品。
　　陈鸣远把这个问题更加明朗化了，他的作品有二大类，一是像生陶，是与茶根本粘不上边的小摆件。
另一种就是今天被称为朱泥壶的、极适合于用来泡茶的茶壶——如福建漳浦蓝国威墓出土的“名人仿古”款朱泥圆壶。
　　陈鸣远仿古，为什么仿古？说明作此类小圆壶本非自己的特长，偶尔为之，只是仿古人的作品；仿谁的古？时大彬、李茂林作过小壶，是有文字记载的，惠孟臣则以小壶为主。
　　多少年后，陈鸿寿也走进这个圈子，他毕竟是一个造诣很深的大艺术家，而且他擅长篆刻，这使他发现了紫砂壶与寿山石之间的共同点，但是陈鸿寿自己没有动手作壶。
紫砂壶的制作具有很大的工艺成份，特别是花货，需要匠人随机应变，临时发挥，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新的思想，新的创意会不断出现。
身为知县的陈鸿寿，没有加入这属于社会底层的匠人之间，因此他只能选择光货，特别是设计的壶式基本上都具有较完整的面，以为书法篆刻或美术创作提供尽可能大的空间。
毫无疑问，曼生的作品虽然多为适合于作为茶具，但设计者真正关注的也只是艺术，而不是茶。
　　比时大彬稍晚的惠孟臣，原来是否也作大壶，作什么样的大壶，不得而知，他的成名全因为他的小圆壶。
这类适合于泡工夫茶的小壶在当时的紫砂壶创作中，肯定不是主流产品。
他虽然工艺不错，但做出来的是一些不事装饰，线条简单，造型相类的小圆壶，没有迎合时尚，作品多半是流入茶肆民居之中，而不是作为艺术品，摆上官吏文士的书斋，以至同时代的文人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不屑于将惠孟臣的名字事迹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给紫砂陶史留下一个遗憾。
直到乾隆年间，张燕昌在说起他所见的一些紫砂壶时，回忆起小时候曾见过孟臣的作品，对其作品似乎也不以为然，只是顺便提到而已。
张燕昌生于乾隆三年，他看到这件东西，大约也是在乾隆二十年的事了。
同时代吴骞也在庙会上偶见有孟臣款的壶，因感到底款刻得还不错，才注意到有惠孟臣这个工匠。
直到乾隆五十一年，吴骞才把这二件事写进他的《阳羡名陶录》中。
　　明末清初之际，紫砂壶已经声名远播，江浙一带研究和收藏者大有人在。
孟臣壶以及类似的小圆壶主要的市场则是在闽南粤东一带，惠孟臣的名字流传到这片土地，居然受到闽南人至高的礼遇，这是当时的人们始料不及的。
　　也正是在明末清初之际，工夫茶与紫砂小圆壶的邂逅，为紫砂壶开拓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
　　历史出现了这样的巧合，时大彬和他的艺友们正沉湎于紫砂壶的创作时，闽南人开始了乌龙茶的创制。
三　　闽南地处南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属丘陵地貌，多为黄壤和红壤，山多雾，草木茂盛，极适合茶树的种植，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民间饮茶习俗源远流长。
闽南地区茶叶的品种主要为乌龙茶。
乌龙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以产于福建的“武夷岩茶”、安溪的“铁观音”最为著名，包括水仙、铁观音、乌龙茶；色种中的黄旦、本山、毛蟹、奇兰、梅占等，还有广东的凤凰水仙，台湾在十九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台湾冻顶乌龙等。
有史料表明，乌龙茶是漳州人首先创制的。
　　清康熙年间崇安县令陆廷灿在《续茶经》一书中引用王草堂的《茶说》中的一段文字：“武夷茶自谷雨采至立夏，谓之头春，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候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
阳羡■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
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
茶采而摊，摊而■，香气发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而焙，复拣去老叶及枝蒂，使之一色。
”这是对乌龙茶的制作工艺的最早记载。
此外，《武夷山志》记载的“武夷茶歌”和《泉州府志》记载的“安溪茶歌”也是乌龙茶最主要史料：　　《武夷山志》载有《武夷茶歌》一首：“凡茶之产视地利，溪北较厚溪南次，平州渚渚土膏轻，幽谷高岸烟雨腻，几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若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得候香气，鼎中茏上炉火红，心闲手敏工夫细，岩阿宋树无多丝，雀吞吐红霜叶醉，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积雨山楼苦昼间，一宵茶话留千载，重烹山茗话枯肠，雨声杂沓松涛沸”。
　　《泉州府志》也载一首《安溪茶歌》：“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世道如此良可嗟。
”　　二首茶歌的作者同是阮■锡，阮■氏号梦庵，字畴生，厦门同安人，明世袭次千户后裔。
李自成入北京后，锡慨然追随郑成功入台，后遁入武夷山中为僧。
根据以上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武夷茶制作方法与现代乌龙茶的制作方法是基本相同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二首茶歌都提到“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漳人好事自珍秘”，“迩来武夷漳人制”，说明，乌龙茶的制法是从漳州一带传入武夷山的，“溪茶遂仿岩茶样”则说明，这一技艺又从武夷山传入安溪。
　　以上这些材料都可以看出，漳州是乌龙茶的创始地，武夷，安溪，台湾等乌龙茶主产区的乌龙茶生产技艺都是从漳州直接或间接传播过去的。
　　根据乾隆《龙溪县志》记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说明漳州栽种茶树历史悠久，也有灵山寺茶等名贵茶种，但产量有限，民间茶风日盛，僧多粥少，引起价格上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茶商便到武夷、安溪等大产区采购经营，必然带去了漳州的茶叶加工技术，为武夷茶区所仿效，也可能漳州的制茶商利用武夷山丰富的茶叶原料，到武夷山开办茶叶加工企业，便有一部分技术工人从此定居下来，直到今天，武夷岩茶的制茶工人，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为闽南人，其中有一部分则为祖上迁居江西上饶河口从事制茶的闽南人。
　　茶的出现最初是作为药用，然后作为解渴的饮品，随着对饮茶的提倡和普及，各种文化思想的加入，饮茶追求的不是药用，也不是单纯的解渴，而是一种道，一种文化形式。
既然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必然会在茶的属性上加入新的内容，这就是茶具和饮的程序。
虽然有很多茶具仅仅是一种道具，很多饮茶程序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有一部分动作实质上是表演，但都有助于强调这一形式的气氛。
四　　在中国现在的饮茶习俗中，保存于闽南粤东的工夫茶是最具茶道气氛的。
而工夫茶最重要的道具就是朱泥小圆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乌龙茶。
　　可见乌龙茶在漳州首先创制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乌龙茶的出现促使了与其相适应的品饮方式——工夫茶饮茶风尚的形成。
　　根据《清朝野史大观》载：“中国讲究烹茶，以闽南之汀、泉、漳三府，粤之潮州府功夫茶为最”。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时任永安知县的江苏溧水人彭光斗在他的《闽琐记》中记载“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相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袁枚描述了他到武夷山幔亭峰天游寺饮茶的过程：“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香扑鼻，口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燥平矜，怡情悦性。
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添，且可沦至三次而味犹未尽”。
这是对工夫茶品饮方式的较早记载。
《龙溪县志》也记载了漳州人茶风之盛：“以五月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必琯溪之扇，盛必以长竹之筐，……有其癖者不能自己，穷乡僻壤亦多耽此者……。
　　以上所谓斗茶，为始于北宋的饮茶风尚，而大彬为明万历间人，以制宜兴紫砂壶而海内闻名，而“若琛珍藏”款青茶小茶杯，则为清康熙间的景德镇产品，大壮者为漳州南靖县马坪人，以制炉著，琯溪位于平和，长竹即长支竹，节长枝细，上下匀称，闽南地区专以编织竹器工艺品的竹品种。
其俗中含有宋、明万历、清康熙的习俗和器物，可见漳州人饮茶习俗由来已久，且历代不断发展，不但讲究茶叶制作工艺，且讲究茶壶、茶杯、风炉、蒲扇、茶筐，大有唐宋遗风。
　　传统的工夫茶极为烦琐，单从茶具上讲，包括风炉、水锅、茶壶、茶缸、茶杯、茶洗等，一般均采用陶制，其中茶壶系用紫砂壶，传统有四大要求，即小、浅、平，老。
平就是造型选择低矮的圆壶，壶的流、执、口三顶点要求平，即所谓“三山平”；容量从二杯、三杯、四杯、六杯、八杯、十杯，其中以三至四杯为常见，又以三杯为好，或认为三杯正好成“品”，应品茶之意；有茶三酒四之说，附合“小”字，宜小不宜大；又有“宜浅不宜深”之说，浅能酿味，留香，又不蓄水，茶叶不会变涩；而“老”字指的是古壶，以明清为贵，现代产品，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
茶盘又称茶船，清初以后漳州地区大部分采用东溪窑产的米黄色釉小开片盘，这种盘内底宽平，斜直壁，有低矮的小圈足，有的茶人甚至讲究到冬夏有别，即冬天宜深，盘中能聚热水以温壶，夏天则不宜水，以利散热；茶杯可用白瓷，以“若琛珍藏”款小杯为佳。
但“若琛珍藏”款杯，毕竟是康熙一朝之物，岂能妄求，总之，白瓷小杯即可。
　　有了这些必要的道具，戏就可以开张了。
　　煮茶的水古代最有讲究，煮水也多讲究，如蔡襄就有：“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难”之说。
而工夫茶在冲茶煮水时，风炉最好离茶甑七步左右，使人在将汤水冲入茶壶中时，必需提着水锅走七步，使水温略有降低，有利于茶中维生素的分解，此外，风炉离茶甑太近，炭灰可能弄脏茶甑、茶桌。
烫壶后，冲水入壶，距离要远，以冲激茶叶，使之均匀，从壶中冲入杯中时，距离则要近，以保持热气和香气。
　　茶冲出后，冲茶者或主人一般不能先品饮，要请在座的客人先饮，如果座上仅二三人，那么主人就要端最后一杯，如座上多人，需等所有客人饮过后才端茶。
端哪一杯茶也大有讲究，通常要端靠自己左侧的一杯，中间一杯让最后端的人饮，如先用中间一杯，就是不尊重旁人，即使你地位高，辈份高也应有所谦让。
特别是为了调解某件事而喝茶，这些规矩更需先了解。
如因打架的事喝茶调解，其中有先端中间一杯的，就说明对调解不满意。
再如端起茶杯后，杯底在茶盘沿上擦过，就是表明要再生事端了，特别是过去的武馆里，这一点极为敏感。
　　有人将工夫茶传统泡法归纳为以下十八个程序：　　1． 备器候用， 2．倾茶入则， 3.、鉴赏佳茗， 4、清泉初沸， 5、孟臣淋漓，6、乌龙入宫 ，7、悬壶高冲， 8、推泡抽眉， 9、重洗仙颜， 10、若琛出浴，11、游山玩水， 12、关公巡城， 13、韩信点兵，14、三龙护鼎，15、鉴赏茶汤，16、喜闻幽香，17、细品佳茗，18、重赏余韵。
　　而潮州人也有将工夫茶分为八个程序的：治器、纳茶、候汤、冲茶、刮沫、潸罐、烫杯、洒茶。
也同出一辙，各具工夫。
其实这些都是文人的总结和整理，　　在工夫茶的十八个程序上，把孟臣和若琛杯连在一起了，在《龙溪县志》里也把“大彬之罐，若琛之杯”连在一起，“若琛珍藏”款小瓷杯产于清康熙年间，和大彬孟臣的茶壶一样，假款仿照历代不绝。
这几条材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大彬款壶、孟臣款壶在康熙年间，就成了工夫茶中的一种重要的器具了。
　　那么，工夫茶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紫砂（或朱泥）小圆壶呢，首先，从工艺上，朱泥适合于制作小圆壶，而工夫茶叶多水少，汤色浓郁，追求质而不追求量，故杯宜小不宜大，壶大杯也相应要大，岂不成了牛饮。
　　其二，体量小的茶壶，陶色和器形成了审美的主要对象，表面的装饰常常只会产生画蛇添足的效果。
壶既然要小的，只好圆下去了。
　　其三，泡工夫茶，采用朱泥壶最优，根据黄健亮先生的研究，认为泡茶“以今日台湾的高山茶、乌龙茶为例，确是朱泥优於紫砂，紫砂壶优於潮汕壶，这是有共识的认知，亦有其科学根据，因其毛细孔结构粗细松实不同，对香分子的吸附有所增减。
但潮汕壶则擅于诠释普洱茶及重焙火的铁观音，可增益其陈■。
总之，不同的茶应用不同材质、不同烧结度的壶（杯、碗、盅）来追求最佳茶汤表现。
”此说甚切。
精于茶道的工夫茶人，必然像重视茶叶的品质一样，重视茶壶选择。
　　其四，紫砂和茶汤色相相近，协调，这是一种沉郁稳重，不事张杨，但并不寂寞的颜色，小壶的造型通常线条柔和，低矮，简练而不呆板，平隐而不凝重，淳朴庄重，是一种忠实的茶具，这种形式很适合工夫茶区的饮茶习惯和审美情趣；也与当地人的性格特征有直接的关系。
闽南人的性格也如同闽南的丘陵地带，山不高峻，河不宽阔，农业条件优越，生存条件良好，只求平平安安过日子，不想冒太大的风险，没有北方人的豪爽，没有江南人的潇洒，民风淳朴，性格内向，追求安定，相信传统，注重形式。
　　君不见，孟臣、思亭创造的一个壶式，就足以把闽南的茶人打发了几百年。
五　　工夫茶的出现，工夫茶茶具的选用，特别是对紫砂壶的选择，直接反映了明清时期闽南地区经济文化状况。
　　闽南是一个农业环境优越的地区，山海田资源兼备，各种粮食食物、经济作物、水果花卉、水产品以及都极为丰富，历史上再大的灾年，也基本不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其中山地也很适合种植茶叶。
在农业占经济主导地位的时代里，闽南地区显示了显著的优越性，明清时期文化也进入一个极其鼎盛的时期：据清康熙37年陈汝咸重修的《漳浦县志》，就认为，从顺治到康熙，漳浦籍四品以上的武官“不下四五百人”，而有明一代，就有进士205名，其中有万历八年、十一年两榜各有7名漳浦人同科进士，这种现象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万历间同时有林士章、朱天球、卢维祯三人同朝尚书；清康乾间漳浦就出了蔡新、黄性震、蓝理、蓝廷珍、蓝元枚、杨世茂、许良彬等七名一品官。
　　正是鼎盛的文化风气，大批官吏的出现，推动了饮茶的风尚的形成，高档次的茶具也成了男人学识、地位、身份的象征，无论是达官闻人，还是平民百姓，常常是把千方百计得到的紫砂壶，作为平生最可珍爱的物件，都望揣着这个茶壶，至死也要带到墓中。
民俗如此，葬俗于是也如此。
上述的户部尚书卢维祯墓1987年出土了一件时大彬款壶，南礼部尚书林士章墓六十年代被掘，据亲历者回忆，也曾出土过一件紫砂壶，工部尚书朱天球墓早年被盗，出土物不明。
这足见明代晚期紫砂壶已经为闽南人所了解了。
　　当然，当时的交通条件和商品流通渠道都很落后，紫砂名匠也无非数人，能真正拥有名家紫砂壶的人不可能太多，伪造、仿造名匠作品款识的紫砂壶大量出现，其中且不乏为高手所为，或靠伪造仿造起家，终成高手，步入名家名匠之列者应有之。
到了清代中晚期，几乎每个正常的家庭都可能拥有，在这样的需求环境下，潮州地区的手拉坯朱泥小壶便出现了，由于潮州朱泥壶的出现远远晚于宜兴紫砂壶的流入，并且是在真假大彬、孟臣、真假逸公、思亭的紫砂壶名气已经统治了整个工夫茶区的时候，潮州的朱泥壶才开始起步，为了商业上的原因，也因为仿造者缺乏自信，基本上也采用宜兴紫砂工匠的名款，并且不敢张扬，直到清代晚期，才开始采用自己的店号。
其中"源兴"号始于道光二十七年，"安顺"号始于清末。
但这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粤东和闽南人饮用工夫茶的需要，除潮州人做这种小壶外，闽南的平和、可能包括龙海也有少量生产。
　　闽南清中晚期墓葬中，男墓通常都应有一把小壶，有的除一把小壶外，还可能加上一个漳瓷茶盘，四个瓷杯，古风如此，世代相传。
六七十年代，笔者在农场劳动，常常开山造田，工地上每天都有小圆壶的出土，有时一天就能拾回多件，曾经在一个康熙年间湖南布政使黄性震置的义冢上挖柑桔穴，一口1米深的，直径1米宽的柑桔穴里就有上下三层墓，同一穴里拾到二件小壶，用树枝勾起来看一眼，然后抛到水沟里。
其中笔者的兄长在六十年代在开山造田时曾拾到几件紫砂壶，带了二件给家父泡茶，八十年代初家父去世了，入葬也让他带走了其中的一把。
　　和闽南粤东的工夫茶区不同，江苏虽然出产紫砂壶，但其实很少使用紫砂壶泡茶，即使是今天，多数无锡地区的人也习惯用瓷杯或玻璃杯子泡茶，即使有购买的或朋友送的紫砂壶，也是作为摆设放在书架上。
一件好的紫砂壶是一件艺术品，是家庭的财产，将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而不视为生前的私人用品，带进墓中。
这应当是江浙地区出紫砂，但很少出土紫砂壶的原因。
 六　　闽南最古老的县份漳浦县，是全国出土紫砂壶（包括潮州朱泥壶）最多的县份。
其中最著名的是１９８７年７月出土的时大彬款履鼎足壶。
笔者参加了发掘清理工作。
　　当时，公安部门通报了在盘陀乡庙埔自然村发生了的盗掘古墓案。
文化部门赶到现场时，女棺已被揭开，出土文物后来移交文物部门收藏。
该墓规格很高，墓道长50米，分列石像生．石翁仲四对八座，墓碑刻：明通议大夫户工二部侍郎赠户部尚书瑞峰卢先生暨诰封淑人赠附葬肃惠张氏墓，两边小字:时万历三十年三月上浣之吉奉旨敕造。
墓葬封土仅三合土和混有青花瓷片的三合土就有2米之厚，盗墓者花了七天时间，仅挖出一个碗口大的小洞，通过小洞可以看到男棺，文化文物部门只好进行抢救性发掘。
坟与墓碑前埋墓志，墓志青石质，志文1800字，由万历间兵部尚书戴耀撰文，记载了卢维祯的生平。
经抢救性发掘，棺木运回县城博物馆，棺木第三天由笔者亲手启棺清理。
从棺室中清理出菱形珠六仔十三档木算盘，錾花银耳挖筒，银镂花带板，昭明连弧镜，木戥秤。
“卢维祯印”、青玉笔架，白玉印盒，抄手砚，卵形漆木棰，木漆奁，青花狮子弄绣球小口瓷罐等。
当然最重要的是从墓主头部左侧取出了用蓝布包着的“时大彬制”款复鼎足式圆紫砂壶。
　　时大彬制紫砂壶高9.2厘米，盖高3.4厘米，通高11.0厘米.口径7.5厘米.腹径11.0厘米.底径7.5厘米，壶通体呈粟红色、略带黄、布满梨皮状白斑点，丰肩，鼓腹，曲流，流口高于口约0，1厘米，流中圆孔，柄体圆，上始于肩部，高过口约0.1厘米，下终于腹部，口盖与口沿等大，盖顶弧而略平，四周弧收。
上倒一鼎形足，足方扁，外呈弧直外撇.内呈两个连弧.足厚0.35厘米，高2.5厘米。
器底刻“时大彬制”四个楷书款识，单行竖排，为单刀阴刻，该壶在出土时，壶内装满茶叶，盖沿内侧已有轻度磨损，当为墓主生前使用过的。
　　从造型上看，该壶体态丰盈，造型规则，其中腹径与通高，底径与口径均相等，而在一个倒置的鼎足，则使静止的，稍嫌呆板的壶身，显出了生动，露出了灵气，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质地上看，陶质较粗，杂有浅黄色颗粒，表面虽经打磨，还现出石榴皮状，从工艺上看，采用手制、捶片.包身筒成形，流．执采用钻孔塞泥法连接，题款系在胎土将干未干时用竹刀单刀刻出，起笔轻，落笔重，书法采用楷书，内容简洁，不加年号、印章、堂名、诗词之类。
据墓中所出明两广总督兵部尚书戴耀所撰的墓志，墓主卢维祯生于明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４３年）隆庆二年（１５６８年）二十五岁进士，授太常博士，“已丑（１５８９年）进太仆寺改光禄寺卿”，“寻会推大理卿”，已补户部左侍郎代督仓场，厘奸别酌济虚，所派拨京通二仓运转使，三会忌者有所吹求。
“公引咎乞归”。
墓志上还说他“方期大用，而赋归田”，“未展其才，而年未竞志也”。
由此推算，卢氏归隐，似应不迟于五十岁，亦则万历二十年前后，又据墓志称，卢氏归隐后，“长安贵人绝不相闻”可知其弃官后，未再北上，惟与原南礼部尚书朱天球结社于梁山，因此，卢氏的紫砂壶不是为官期间所得，就是归休途中经江浙一带得到的，壶在出土时盖沿已有轻度磨损，也证明墓主生前曾长期使用过。
　　该壶的出土，轰动了国内外古陶瓷界，一些古陶瓷专家都先后对该壶给予高度的评价，据南京博物院原副院长宋伯胤先生考证，时大彬约生于明嘉靖初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谢世，而卢维祯于万历二十年前购得此壶时，时大彬尚在世，极可能正是时氏创作的高峰时期。
目前，漳浦馆藏的时大彬制款紫砂壶有5件之多，均不如这一件可信，而全国各地出土的有报道的较可信的时大彬款紫砂壶还有江苏江阴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曹氏墓出土六方壶，无锡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华氏墓出三足壶，延安崇祯十一年（1638年）墓出“吟余养浩然”款提梁壶等数件，相比之下，漳浦卢氏墓出土的入葬年代最早，墓葬资料最完整的墓主的身份也最高，故最可信。
被宋伯胤称之为“时大彬模式”。
 　　继时大彬款壶的出土，1990年7月，笔者又在赤岭乡南坑村清理了一座墓碑刻“皇清乾隆二十三年戌寅冬日吉旦岁考进士少仪蓝公妣赠孺人徽郭墓男孙立石”的墓葬，该墓也是由村民盗掘，取出部分文物，但当天便被收缴，第二天笔者即前往继续清理。
由于墓葬选在山坡上一个泉眼上，常年泉水不断，棺木泡在水中，丝织品色彩极为新鲜，清理时又从墓坑里找到竹管毛笔二支，竹剔花纸折扇一把。
　　盗掘时出土的有“丙午仲夏，鸣远仿古”款朱泥小壶一件，墨彩人物山水白釉瓷盘一件，“若琛珍藏”款白釉白花瓷杯四件，带木盒小端砚一件，“蓝国威印”“赤山”，两方寿山石印，椭圆形锡茶叶罐一件，罐中装满茶叶，且有写着“素心”两字的小宣纸一方，应系茶叶的品名。
　　这件紫砂壶胎色粟红，质致密，表面布满细微小点，素洁无饰，壶作扁圆形，直口，腹中鼓，上下同步弧收，圆足与壶口等大，底平，盖边沿方折，盖顶略平，圆钮，钮中有孔，圆执，执最高处低于口沿约0.1厘米，圆流，执与流都是采用暗接法，与壶身浑然一体，壶底分二行阴刻竖写“丙午仲夏，鸣远仿古”八字，下有“鸣”“远”二个篆印，一作椭圆，一作方形。
壶口径，底径均5.6厘米，腹径8.0厘米，主4.3厘米．通高5.2厘米。
最可惜的是，在盗掘中时，壶流被打碎了一半。
　　墓主蓝国威，字少仪，漳浦县赤岭乡张坑人，据《漳浦县志》载，为康熙六十年（1721年）贡生，以叔父，福建陆路提督蓝理（1649－1720年）之力，授三等轻骑都尉。
墓中共出的清墨彩山水人物白釉茶盘是康熙时期的典型作品，白暗花白釉杯的“若琛珍藏”款，也是康雍时期的典型款识，两件均为景德镇的产品，茶壶的制作年代为雍正十年（1732年），与上述两器的年代也基本相符，推测系墓主在京任职或回乡期间途中得到的。
　　特别可贵的是，紫砂壶，若琛珍藏杯，瓷茶盘，还有锡茶叶罐，茶叶，构成了一组典型的工夫茶具，也正是闽南地区清代有身份的男性墓通常采用的陪葬品。
　　陈鸣远，号鹤峰，亦号壶隐，存世年代约为清初到雍正初，是清初最负盛名的紫砂陶工匠，他除了大量优秀的陶壶杯、盒、罐外，还用各色陶土制作大量像生陶，内容有莲藕、花生、荸荠、菱角、胡桃、豆角、板粟等，维妙维肖，几可乱真，此外，陈鸣远还将其雅健的书法运用到作品的款识中，极为鉴赏家所重，在国内外的一些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都收藏了陈鸣远的紫砂壶陶作品，但缺乏可靠的出土资料可资佐证，历来真假难以辨认，蓝国威墓的发现，填补了紫砂陶史的一项空白。
　　从这件“鸣远仿古”壶看，此壶制作技艺极为精致，造型典雅，壶盖合缝严密，其中器口与圈足等大，圈足外壁垂直，内壁弧收这一特点与漳浦出土的卢氏“时大彬制”款壶相似。
壶底免文系在将干未干的胎土上以竹刀划刻，一气呵成，没有重笔，其竖笔多先出现一个方折，重刀下轻刀收，横笔多轻刀下重刀收，八个字中“夏”字用草体，仿字作单人作旁加“放”字，“鸣”字的“口”旁作二点。
以上的特点也与有关陈鸣远的记载相附合。
此壶的出土，成为国内外陈鸣远作品的鉴定和珍贵的标准器。
此壶的出土，同样轰动了国内外的古陶瓷界，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无独有偶，在那几天里赤岭乡又破获了一起盗墓案，缴获了一件陈鸣远制款紫砂壶，该壶出自一无名墓中，壶的胎土与上述一件一般无二，大小也几乎相似唯造型略有不同，壶的盖钮与上一件同式，钮下弧线下滑，无沿，无圈平底卧足，器底阴有楷书八字“壬子仲冬，名人法古”，分二排竖刻，且有印章两方，此壶的工艺造型均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两印章略有不同，铭文相对较为呆板，“壬子”应为雍正十年，该壶若非陈鸣远的作品，也应属当时的高手仿制。
 　　名家的产品毕竟有限，能够拥有名家的作品的只能是少数地位较高的人物，绝大多数需求者只能得到一般匠师的作品，或者名家款的赝品，闽南和江苏相距一千多公里，一般购买者的鉴别能力必然也是很低的，只要是紫砂陶色的小壶，只要有大彬、孟臣等名家的款识，也就卖得动。
当工夫茶与紫砂壶的关系确立，被主流社会所认定，从此真真假假的名家作品，大家小家的作品，不管江苏宜兴还是广东潮州的产品，都涌到这个地区，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借助墓葬这一形式，把这段历史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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