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子”,俗称“寿桃”“仙桃”。
西王母种的蟠桃“三千年一生实”,食之可长生;桃花象征喜庆;桃木可祛灾。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中的美好愿望。
紫砂陶艺以桃为题材制器,有桃扁壶、桃桩壶、桃形壁饰等。
而尤无以“圣思桃形杯”最为著名。
圣思桃杯是一件构思奇巧、制技精妙的紫砂艺术极品,是紫砂传器中的经典之作,也是迄今为止所见紫砂传世作品最早的花器。
桃杯高7厘米,口径10.5厘米,杯铭“阆苑花前是醉乡,拈翻王母九霞觞”。
署“圣思”铃“圣思氏”篆书阳文方印。
杯托后配。
原为宜兴储南强先生的宝藏,一九五二年捐献国家,现藏南京博物院。
这件作品以连着枝叶,小桃面切开的半桃作杯,寓意吉祥喜庆。
在设计制作上,作者把桃做得丰硕肥大,先声夺人,赏心悦目;将与桃相连的枝干塑得粗老盘曲而中空,使人能感受到“三千年一生实”的美好憧憬;老干新枝舒展自如;大叶小叶参差扶疏,或紧或松有风发飘拂的感觉;枝端小桃,新嫩欲滴,增添了生气,反衬老干的苍劲;利用枝干,叶端和小桃,鼎足而立极具天趣。
整件作品毫无做作的痕迹。
其巧妙的构思,精湛的技艺,堪称砂艺花器的代表作。
后代艺人也多有仿制,但总显得拘谨,不及原作自然、流畅、舒展、洒脱。
桃杯虽好,但作者是谁?是什么年代的作品?圣思又是何许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陶艺界。
圣思姓什么?归纳起来即分为从项说与不从项说。
一种认为圣思可能是项京或项不损,但无任何依据。
而有依据的只出于后配的杯托题记。
全文抄录如下:“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能制桃杯,大于常器。
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
二十年前,简翁得此于燕市,归而宝之。
背底叶小损,微跛。
名手裴石民,时方以‘第二陈鸣远’名于世,善为前人修器。
昨年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今岁复以鄙请,为此杯作一外托,中虚而涵之,趾乃定。
遂为之记略,兼扬其艺绝,以光于陶史为二美。
”  下面引用几位有影响的专家的观点及评论。
宋伯胤先生在《国宝大观》一书中提出:“圣思何许人也?是题写诗句的文人,还是制作陶杯的艺匠,答案就在宜兴裴石民为这件桃杯配制的底盘题记中。
题记出于何人手笔,尚待查考。
只知它是作于1924年。
”事亦凑巧,1995年8月宗先生、谢瑞华女士、黎淑仪女士为陈鸣远作品事到宜兴。
我向宗先生提供线索,称题记是我族曾祖著名书法,金石篆刻家潘稚亮书刻。
宗先生以此为锲人,收集资料、多方考证,认为杯托题记确是潘稚亮铭刻。
并著文《此桃枝叶茂、鲜肤—何润—记项圣思紫砂桃杯》和《笑把金刀镌紫泥—记紫砂铭刻家潘稚亮》。
但在文尾宗先生仍然写道:“项圣思,何许人也?茗壶文献中未见记载,据其制陶技艺考察,或为明末清初陶人。
但潘稚亮在底盘题记中说“圣思姓项能制桃不”又不知根据所在,是有著可稽,还是口碑想传,必须进一步考订。
徐秀棠大师在《中国紫砂》一书中写道:“顾大师在《宜兴紫砂壶概要》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明代天启、崇祯以至清代初期,砂艺名手有项圣思、惠孟臣’……”。
徐大师又写道:“可见专家们所说的不一致(指断代)但却一致认为圣思姓项。
而且徐大师认为,圣思桃杯比苏州博物馆清·桃杯要精,按常理应为后仿。
据我所知,顾景舟先生在《宜兴紫砂壶概要》一文,确是认为圣思姓项。
并盛赞其制作技巧之精细,形象之完美,结构之纤密,在古今陶瓷工艺技巧中,视为观止,可也曾多次听顾老讲过,说圣思姓项没有依据。
在《宜兴紫砂珍赏》一书中,也只是说圣思桃形杯,断代为清·乾隆。
韩其楼先生在《紫砂壶全书》中说:“项圣思,明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宜兴人,以书法篆刻见长,善仿欧正春、沈君用之陶器。
虽不见史载,所遗精品‘桃杯’,技艺精湛,细腻逼真,为明末清初时之巧匠。
”认为圣思姓项,且铭刻制作为一人。
吴山教授在主编的《宜兴紫砂辞典》中,对圣思是否姓项,既倾向认同,又存有疑问。
但在断代上沿用了顾景舟先生的清·乾隆。
归纳起来,圣思姓氏可分为从项说与不从项说。
桃杯成器年代可分为:一、明末清初。
二、清·乾隆。
三、后仿。
专家观点虽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不见史载”。
去年岁末,翻阅资料,几行文字映入眼帘,但又深感疑惑,因为这几张资料是同道中人复印于我,况且此前已经过多人之手,何以让我发现。
但“圣思”二字,跃然纸上,引起我探究的兴趣。
为此向上海郭若愚先生和台湾史学家徐鳌润先生请教,承蒙关爱,不吝赐教,使我获益匪浅。
并结合查阅工具书,才敢写此文。
此资料是《重刊宜兴县旧志·艺术》(清嘉庆二年1797年刊本复印)。
此条目全文如下::国朝蒋允睿,字圣思,参议如奇子,书法能继其父,一时有二王之目。
陈维崧感旧诗有咏蒋公子瞻武云:吾邑临池谁绝妙,蒋公鲜作擘窠书,郎君大有家鸡好,屋漏钗痕也不如。
(参陈检讨集)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圣思确有其人,姓蒋名允睿。
是明末浙江参政蒋如奇(?—1643崇桢16年)的儿子,父子两人都是书法家,当时被比拟为王羲之、王献之。
陈维崧(1625明熹宗5年—1682清康熙21年)字其年,号迦陵。
是阳羡词派领袖,清代骈文开山。
著有《湖海楼集》、《陈检讨四六》、《两晋南北集珍》是宜兴历史上的名人。
在他的怀念旧情的诗中,盛赞圣思及其父的书法能与怀素媲美。
根据以上资料作如下推论: 一、虽不知圣思生卒年月,但可以推算出圣思是明万历—清康熙年间人,约略此陈维崧年长,且两人交谊甚好。
二、条目及陈诗中都未提到圣思涉及陶艺。
三、父子二人都是有名的书法家。
四、圣思只是在桃杯上题刻,而并非制作,但不排除参与设计。
按照制陶专业眼光分析,业余作者的制技不可能如此完美,而桃杯之所以以圣思冠名,是因为除圣思署名外再无其它款识,犹如曼生壶一样,因曼生设计、题铭而得名。
而圣思作为文人参与,题写切形、切情的文字则比陈曼生早了100多上。
五、制作者另有其人,暂时只能定为无名氏。
为什么具有如此技艺的巧匠,在史籍上却无记载呢?还是推论。
我想桃杯的制作者,可能不是宜兴当地人士,而是外来艺匠,或者就是来自江西景德镇到宜兴谋生的艺人。
据史籍记载:明王朝在嘉靖万历即进入动荡的年代。
而江西景德镇烧造的御瓷,却年年加码。
人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
在嘉靖至隆庆三朝,瓷都景德镇更遭受一连串的天灾。
嘉靖19年,浮梁发大水,民房漂没,人畜溺死数千,窑厂多被冲毁,饥民到处求食,互相格杀。
万历27年,工民不堪重负,激起民变。
万历30年,烧毁御瓷厂。
至天启、崇桢年间,御器厂已陷于停顿。
明王朝已趋于日暮途穷。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许多景德镇的陶瓷艺匠辗转他乡,另谋生路,当在情理之中。
在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外乡人仅记载“陈仲美、婺源人,初造瓷于景德镇,以业者之多,不足成其名。
”弃之而来。
好配壶土,意造诸玩。
如香盒、花杯、狡猊炉、辟邪镇纸,重锼叠刻,细极鬼工;壶象花果,缀以草虫;或龙戏海涛,伸瓜出目。
至塑大士像,庄严慈悯,神采欲生、璎珞花环,不可思议。
智兼龙眠、道子。
心思殚竭,以夭天年。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到,周高起对陈仲美的评价极高。
好一个智兼龙眠、道子,说明陈仲美丹表绝佳,可此李公麟、吴道子。
他的作品被称为神品。
我认为依这段文字看,陈仲美是具有设计制作桃杯的才艺的,但是绝无指桃杯就是陈仲美制作的意思。
而是联想到陈仲美这样的才俊,当是在景德镇都不足以成名,尚且需要背井离乡到别处谋生,可以想象,在这个时期由景德镇到宜兴谋生的人,包括极具才艺的能工巧匠,绝非个别。
正是有了他们的加入,对推动宜兴紫砂的发展和提升,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而桃杯制作者,很可能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可惜受排外陋习作崇,留名者只有陈仲美。
结论:“圣思桃形杯”题刻者:圣思—蒋允睿(约明万历—清康熙)别字瞻武、书法家,桃杯制作者—无名高手。
另有一疑,有待探究。
据《宜兴人物志》储云先生撰稿蒋如奇篇中说:“如奇除了将毕生精力寄托于书法艺术外,还精心整理古代法帖,择其优者,摹刻上石,共有百余块,刻工精良。
他在(净云枝)法帖摹刻接近尾声而尚未竣工时,因友人相荐,如奇在休闲十年后,又出任湖西道转浙江参政。
于崇桢十六年(1643)督粮进京途中逝世。
朝廷追赠光禄寺卿。
如奇亡故后一年,其子胤敬继父遗愿,于清顺治元年(1644)完成《净云枝》法帖石刻,镶嵌于西圩蒋氏宗祠壁上。
”文中提到的胤敬,是否是圣思另外的字、号?按陈维崧诗意圣思能继父遗愿。
或者胤敬是圣思的兄弟,也是一位书法家。
还是有待继续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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